数字监视如何挑战行业文化受困于系统的美国

编者按：年，美国联邦政府全面要求卡车司机购买、安装和使用电子行车记录仪（ELD），以减少卡车司机过度驾驶，并伪造工作记录日志的情况。但事实上，电子行车记录仪是法律、经济和文化结合的产物，它通过监视保护了运输公司的利益、维护了政府的权威，但是却对卡车司机不受监视、自行调整工作的文化造成了冲击。联邦政府对司机疲劳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调整他们的薪酬，以减少导致过度工作的情况，而是选择数字监控。尽管技术对于工作场所的影响已不可避免，但技术是否能解决行业中的问题还尚未可知。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作者凯伦·列维（KarenLevy）是康奈尔大学信息科学系副教授，康奈尔法学院副教授。中译略有删减。

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卡车司机购买、安装和使用电子行车记录仪（ELD）。该数字系统可以捕捉卡车司机的活动数据，尤其是驾驶时间，以防止他们的工作时间超过联邦法规的规定。当卡车司机达到工作时间上限时，他们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时长可能长达三十四小时，然后司机们才能再次合法驾驶上路。

当地时间年3月7日，美国马里兰州，美国“人民车队”的游行示威活动仍在持续。这些设备旨在解决卡车运输中最重要且普遍的一大问题：疲劳。卡车司机的过度劳累和睡眠不足是出了名的，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几十年来，卡车司机一直受到联邦“工作时间”规定的约束，该规定限制了他们每天和每周，在长时间休息之前的驾驶小时数。这些规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直到最近依旧在实行。规定要求卡车司机使用纸笔记录下他们的工作时间，再由路边或称重站的执法者检查记录本。但是，卡车司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会尽可能延长驾驶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是按行驶里程计算的，所以司机的纸质日志经常造假。这在行业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以至于经典的卡车司机颂歌甚至提到了这些被监管的“欺诈表”。联邦政府对司机疲劳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调整他们的薪酬，以减少导致过度工作的情况。相反，它选择了数字监控。电子行车记录仪创建了卡车司机活动的数字记录，保证它比纸质日志更“不易被篡改”，更不易被证伪。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数字记录并非那么完美。最重要的是，这些设备不仅有利于政府的监控，也有利于卡车公司的监控：这些设备成为了技术支柱，大量收集卡车司机的身体和行为的实时数据，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卡车工作场所的性质。许多卡车司机认为引进电子行车记录仪代表了一种短视和不尊重。卡车司机是强壮、有活力的重要工人，国家的经济依赖他们的工作。过去几年大流行下的供应链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他们看来，他们正被一个荒谬的装置所束缚，无法完成工作。从长远来看，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卡车司机的工作正受到监控技术激增的巨大影响。这些技术属于新兴的数字执法制度：使用技术来执行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组织指令，这要比其他方式更“完美”。在卡车运输领域，数字执法对抗着该行业现有的社会秩序：它颠覆了卡车司机传统上拥有的职业自主权，重新配置了卡车运输公司内部的信息流，改变了卡车司机和执法人员之间的互动方式，并创造了新的竞争和抵抗场所。长期以来，卡车运输业的经济现实都依赖于卡车司机的判断力，包括灵活的记录保存程序，以及在面对不可预测且通常极为恶劣的状况时，自行调整工作的能力。但数字执法并不能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相反，新技术掩盖了问题。

新规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预示着我们对规则含义的理解，以及规则在当代工作场所的运作方式都将发生改变。电子行车记录仪规定背后的逻辑是“电子日志能够排除不合规问题”（正如一位卡车运输高管所说），将大大降低卡车司机违反工作时间规定的可行性。当然，我们可能会接受这一目标，认为它在规范上是可取的，且相对没有争议。如果我们出于安全考虑制定了规则，并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达成了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很容易被打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可行的范围内，更有效地执行规则呢？这不正是规则的定义吗？

事实上，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规则是由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共同形成的，从不像纸面上那么简单。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被警察开了罚单，说你每小时开了66英里，而限速是65英里，你会有什么感觉。从官方角度讲，你违反了规则，但这一违规行为是如此微不足道，该规定又如此普遍地被违反。因此，按字面定义的执法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公平和不合理。

但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些违反规则的行为（比如那位“勉强超速”的司机），被认为是不值得反对的。更根本的是，我们经常依赖对规则的破坏来使世界运转。当纽约市前市长比尔·德·白思豪（BilldeBlasio）提出对乱穿马路的零容忍政策时，经济学家很快指出，如果禁止乱穿马路的规则被严格遵守，行人的通勤时间就会增加，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就会因此受到影响。事实上，我们依靠这种常规的规则破坏来使社会有效运作。

也许没有什么现象比“按规定工作”的劳工行动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通过严格遵守手册中的每一条规则，对管理层施加压力。这样的做法会减慢组织功能的运转，但因为员工们遵守了规则，所以很难惩罚他们。将“按规则工作”作为一种抵抗策略的事实表明，工作实践通常不完全符合规则。实际上，组织也依赖员工们不符合规则的工作行为。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工作场所。组织理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企业为了应对制度一致性的压力，常常采用某些正式的规则和结构来获得合法性，同时将这些规则与允许组织有效运作的实践分离开。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Gouldner）关于石膏矿的开创性民族志《制度官僚主义的模式》（年）描述了既不符合管理者利益也不符合工人利益的工作场所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被执行：例如，吸烟禁令只有在保险检查员来的时候才会被执行，而大多数时候，管理者对员工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这种“虚假的官僚主义”给予了主管们讨价还价的筹码，让他们可以与员工保持友好关系。最近，米歇尔·安特比（MichelAnteby）描述了一家航空工厂的类似做法，经理容忍甚至鼓励员工利用上班时间和材料为退休人员制作一些小纪念品。尽管制作纪念品是被正式禁止的，但这一规则经常被打破，这与古尔德纳提到的禁烟令有类似的作用：在违反规则时，管理者可以通过“看起来站在工人一边”，最终对员工施加更多的控制，员工则将这种行为视为自豪感和职业身份的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在工作场所或更普遍的情况下，不执行规则并不一定是好事。许多规则的出台有着充分的理由：包括保护工人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者作为对强权的制衡。有选择性地执行法律可能会成为专制或歧视性待遇的基础。关于石膏矿和航空工厂的经理们在吸烟和制作纪念品的问题上“是否为工人提供了任何好处”依旧是存疑的。对某些违反规则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管理者有了以其他方式向工人施压的筹码，而且管理者有了“偏袒”的选项，在某些情况下（或对某些工人）执行规定，而在其他情况下选择不执行。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专注于一字不差地、严格地执行规则（或不执行规则）究竟是“好”还是“坏”。世界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如此笼统的断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工作场所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社会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书本上的规则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围绕规则的“回旋空间”是战略谈判、经济运作和关系管理的生产空间，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因此，当我们决定使用技术来更严格地执行规则，而不考虑在这个空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很可能会以严重且不可预见的方式破坏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秩序。

通过数字技术“更完美”地执行规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其目的是帮助我们缩小规则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将社会变得更为一致和公正。正如数据分析公司ClimateCorporation时任首席执行官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Friedberg）在年所描述的那样：“技术是对更多真理的授权，而减少对事物的信仰。”这种逻辑认为，通过使用技术，我们可以确定人们真正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说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抓住并阻止骗子和说谎者；以前我们只能依赖直觉和秘密，现在我们可以创造知识；我们可以让人们遵守规则。

有时，数字执法会试图防止违规情况的出现，让规则变得更难被打破：包括用代码使得偏离强加的规则变得更加繁琐（甚至不可能去打破）。例如，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使违反版权法变得几乎不可能。如果这些技术按照预期的那样“完美”地工作，那么违反规则的行为就会被削弱，违反规则的行为实际上就不可能发生（或者至少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比预防工具更常见的是检测工具，这些技术的作用不是使违反规则的行为变得更困难，而是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全面记录，也就是监控技术。例如，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并不能阻止警察对平民使用未经授权的武力，记录与摄像是为了让警察对这样的行为负责（尽管通过录像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这些技术可以通过阻止应该受到制裁的行为来发挥作用：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可以激励人们遵守规则，或者能够使执法者更迅速地发现和惩罚违规行为。

也许我们在工作场所能最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在工作场所，对工人行为的监视，成为了迫使他们遵守管理目标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根深蒂固，但当代工作场所监控也有一些新特点。

我们经常以梦幻，或反乌托邦的方式来预测“工作的未来”。技术专家和评论家要么描述着一个天堂般的理想：在那里人们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工作，同时有充足的休闲时间；要么用来描述一个黑暗的替代方案：在未来，工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不断减少，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思想都被管理、被人力或算法监督、预测和优化。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工作的未来（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终将发生。

当地时间年3月5日，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发的反新冠防疫政策卡车队伍前往首都华盛顿抗议。在其他领域，我们谈论技术的方式往往更